鲁迅书信: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上海二锻150t冲床

编者按：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的日子，今年亦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形形色色关于鲁迅的新书、主题活动与研讨会层出不穷。今天，当我们纪念鲁迅，我们在纪念什么？今年4月，话剧《大先生》在北京国家话剧院上演，一出傀儡戏中藏着无穷深意，鲁迅如何看待革命、如何看待青年、如何看待权力、如何看待国民性又如何看待爱情，一层层的发问止于他的死，至于他在死前一秒奋力爬上伟人雕像扯下那把高居颅顶的权力之椅，摔得粉碎。而这些发问貌似仍未停止，因为，鲁迅虽然离世已久，他的形象却被一次次重建与利用，为不同的人所用，为不同的目的所用，为不同的境况所用。

在1934到1936年间，也就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曾给萧军萧红夫妇写过53封信。除过当时社会的混乱与文人的不济，鲁迅也聊起了急待不开的稿费、调皮好玩的儿子海婴、对上海生活的不适等等。

鲁迅帮这对来自东北的夫妇看书稿、推荐出版社，并不吝微薄之力接济他们，萧军的孙子萧大忠在《鲁迅书简》一书的后记中提到：“小至乘车的零钱，穿衣吃饭，大至先生将当时上海最优秀可靠的左翼作家介绍给这对从东北沦陷区流亡来内地的夫妇，让这两位失去家园的年轻作家在大都市的上海感到有所依托。”鲁迅先生离世多年之后，周海婴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描述的当天情景：“萧军全然不顾其他人悲伤地站在一旁，咚咚咚咚直接跑上楼梯，一下跪倒在鲁迅遗体身边，放声大哭，帽子顺着后背滚落，掉到地板上......”

《鲁迅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收录了鲁迅这53封书信的影印件与萧军所做的详细注释，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从书中选摘节录了部分信件内容，以期与读者一窥鲁迅在生命最后两年中的观察、状态与思想。

鲁迅先生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件。

第一信（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上海）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第五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海）

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第八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第九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上海）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当然很不好，而且坏于此的恐怕也还有，但我看这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倘用文章来斗争，当然更好，但这种刊物不能出版，所以只好慢慢的用事实来克服。

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全家福。

第十一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

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吧）。”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第十三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上海）

过了一年，孩子大了一岁，但我也大了一岁，这么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

第十六信（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上海）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了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

1937年春，上海，萧军、萧红与许广平、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第十九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上海）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其实，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约还看不出江苏和浙江人的不同来，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我还能看出浙西人和浙东人的不同。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你还没有见过所谓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讨厌死人的。

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

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

第二十六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海）

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本文书信部分选摘自《鲁迅书简》（萧军 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